市委召开“两会”中共党员会议

（《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7页）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专门讲了解决分配问题并指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并进一步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以更好地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

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将逐步趋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我国的基尼系数仍在上升，1990-2005年基尼系数从0.35上升到0.45，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0.48.最高20%的收入组所占收入相当于最低20%收入组的8.3倍。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一国发展水平的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其经营或出售取得的收入，部分应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适时开征不动产税，将目前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三税合一，税率与单户面积、价值和容积率等挂钩，采取累进税率。继续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但不能通过僵化劳动合同实现。

1.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通过改革税收制度等措施加大二次分配的调整力度。我们不能再留恋基于低人权的劳动成本优势。

劳动报酬占比过低的副作用很多。在生存权优先于体面权时，基于低人权的低劳动成本优势可以理解。也就是说，一旦中国的低劳动成本优势没有了，经济发展就要受挫。看到因工人停工、跳楼事件引发的涨工资，一些学者认为，让自由工会或其他自发组织代表工人集体协商工资与其他福利是引火烧身，因为这从根本上威胁到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通过雇工和企业的动态博弈，一种新的劳动力市场均衡才可建立。一是国内民间消费增长慢，逼着经济更多依赖投资和出口;二是劳动成本总是较低，消除了企业追求新技术的动力，因为用低成本的工人就能做的，自然不会去花钱做技术革新;三是低劳动成本优势持续太久，会使全球制造产生的污染在中国集中得太多，子孙后代不会满意。

于是GDP一直在快速增长，但劳动报酬占比却逐年下降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为生存而生产的必要性逐渐降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物质产能过剩，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快速上升。劳动报酬占比过低的副作用很多。在生存权优先于体面权时，基于低人权的低劳动成本优势可以理解。

南海丰田、深圳富士康给工人涨工资，是值得高兴的事。当然，这种担忧站不住脚。原载于《财经》杂志 2010年第13期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工人加薪 收入分配改革 。不需政府干预，而是把自由工会权等还给工人，把自由迁徙权还给公民，让他们不管出生在农村还是大中小城市，想到哪里找工作就有权利去哪里应聘，并享受那里公民的保障待遇。

我不是要求各级政府推出新的最低工资政策，或通过劳动法强制提高工人待遇。于是GDP一直在快速增长，但劳动报酬占比却逐年下降。

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保住低劳动成本，而是恰恰相反。按照其他国家的经验，此时，基于低人权的劳动成本优势应逐渐下降，让劳动收入跟着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

一是国内民间消费增长慢，逼着经济更多依赖投资和出口;二是劳动成本总是较低，消除了企业追求新技术的动力，因为用低成本的工人就能做的，自然不会去花钱做技术革新;三是低劳动成本优势持续太久，会使全球制造产生的污染在中国集中得太多，子孙后代不会满意。也就是说，一旦中国的低劳动成本优势没有了，经济发展就要受挫。我们不能再留恋基于低人权的劳动成本优势。但在尝到低劳动成本优势带来的增长甜头之后，开始把坚守低劳动成本这一优势变成政策的目标，不许攻破了。看到因工人停工、跳楼事件引发的涨工资，一些学者认为，让自由工会或其他自发组织代表工人集体协商工资与其他福利是引火烧身，因为这从根本上威胁到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低劳动成本是过去和今天的现状，是暂时可以利用的优势，但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留住低劳动成本优势，而是要尽早终结这种状况。

改革开放之初，劳动力成本优势基于两个前提：物资严重短缺和劳动者权利低。通过雇工和企业的动态博弈，一种新的劳动力市场均衡才可建立。

一旦公民的权利、工人的契约自由与迁居自由权利得到保障，他们跟雇主谈价的地位就能提升，体面工作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改革开放30余年，人们的绝对生活水平的确提高了，但从相对角度看，好处大多流向了政府和企业

一旦通过民有化改革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财产性收入，民间消费的增长就有了更多的收入基础，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就可以更多依赖国内民间消费、更少依赖出口和投资。但是，现在有了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学生贷款等等金融产品的支持后，未来收入跟现在收入之间的距离就被缩短了，差别变小了，所以，你可以把部分未来收入借到今天花，今天就买房子、买车，这样，只要你借来花的总量没有超出未来收入和今天存款的总和，你就没有违背量入为出的原则。

我一直以为，如果女儿今后只是因为我是她们的父亲才跟我联系，而不是因为她们喜欢、尊重我这个人，不是因为跟我谈话投机，那会是一种失败。我佩服学者和创业者，比如茅于轼先生、尹明善先生，我既佩服他们，也非常喜欢他们的为人，也喜欢跟他们交往。4、对持续升温的公务员现象你怎么看?在公务员，创业，外企3个工作中，你最不鼓励年轻人选哪一种，为什么?陈志武：年轻人都很理性，一般也很现实，他们会根据各职业的总体收益进行比较判断的。在学术方面，这些年一直在研究、今后还会继续研究金融市场的发展史，包括金融是如何影响社会变迁、文化变迁，金融市场需要什么制度环境，中国证券类金融为什么历来不发达，现代资本市场如何在中国扎根，各国证券市场的内在机理，等等。

大概在我14岁时，一次跟他和一位邻居，去40公里外的山上扛木料，一根就是60、70公斤。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的年收入是10万元，而且你的工资每年按照GDP的速度上涨，另外你妻子或丈夫的收入用于今后的生活开支等，那么，你们能做的借贷最好不超过100万，但绝对不该超过200万元。

研究、认识这些金融市场和家庭结构、社会文化的演变历史，总能把我的求知兴趣从一种高潮推向另一种高潮。所以，我一直试图找女儿感兴趣的话题，找到她们的兴趣点，然后，针对她们的兴趣点去对话沟通。

这些年关于读经的话题炒得很热，许多人认为那才是最好的育才方式和内容。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大可不必对女儿来不来就行使做父亲的权威，对她们训话，而是想法如何跟她们沟通、接近。

5、通常，你佩服的人会是你喜欢的类型吗?你更喜欢和不如自己的人做朋友，还是相反?陈志武：我佩服的和喜欢的是同样的人。我的朋友里既有亿万富翁，也有总要借钱过日子的。我们的制度架构应该更多地引导年轻人去创业，而不是把他们吸引去抢着做公务员。今天的社会里，物质生活水平已经越来越体面，只是在社会矛盾、权力与权利的张力等等维度上，问题越来越表现出来，这些问题和张力在未来二十年里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得到缓解，这几乎是没有选择、不能绕过的改革历程。

只是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是，金融市场是何时发展起来?为什么原来的人类社会没有能发展金融呢?这涉及到借贷利息、高利贷的问题，因为不只是在各朝代的中国，而且特别是在西方基督教和中东伊斯兰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当你把钱放贷出去，你是不可以收利息的，因为金钱只是货币，是不能自身生钱的，而如果你做有息放贷、特别是高息放贷，那么，你就是在剥削、是不劳而获，你的利息收入是不道德的!对利息的这种意识形态自公元前600年左右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但是，如果有息放贷交易不能合法、合乎道德地做，那么，金融交易、金融市场就没法发展，因为如果没法从金融交易中合法地赚钱，谁会去做这种不道德的事呢?——这种关于利息的负面意识形态一直到16世纪中叶才结束，因加尔文的新教商业伦理才结束，才为金融市场和现代资本市场的发展开了大门。就这样，我们就有许多共同语言了。

9、来自家庭的身教里，哪一个细节让您最记忆深刻?陈志武：我父亲是个不多说话的人，教育我们的方式不是用口说，而是通过他自己做，由我们去观察掌握。如果大家都去靠社会养着的位子任职，谁在创造财富呢?就为了这一点，政府职位的油水不能太多、太好，否则，会把社会太多的聪明才智吸引到并不创造财富的职业上去。

最近的研究中，有两个课题是我在不断探讨的。当然，在长沙上大学的时期，我最羡慕的是那些知识分子家庭出生、城市长大的同学，他们显得那么有知识和家庭教养，让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同学可望不可即。